大家好，关于东阳三明堂算命怎么样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建阳有什么民风民俗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

你知道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吗？下面是的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朱熹生平个人简历”，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年少求学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推荐阅读：

看我的：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中文名：朱熹别名：朱元晦、紫阳先生、国籍：中国（南宋）民族：汉出生地：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出生日期：1130年9月15日逝世日期：1200年4月23日职业：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主要成就：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品：《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籍贯：徽州府婺源县谥号：文爵位：徽国公

个人履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

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不能说是贫困，总体处于小康水平。

史料记载朱熹祖籍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19岁[绍兴十八年（1148年）]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明庄烈（崇祯）改称先贤，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诗曲。

生平事迹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教育思想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发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本段哲学思想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还有哦，接着看

民俗风情表演娱乐

迎神赛会——水吉民俗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农历正月水吉的迎神赛会为闽省各地少见，不但时间延续长达二十多天，而且规模逐日升级，至正月二十一日夜晚，达万人空巷程度。此间，不但夜夜有赛事，而且白天也迎神赛会。

初一，从市头坊永灵庵“石矶灵侯”始，是日上午九时许，由里人青壮年若干，打锣敲鼓，抬着神灵塑身沿街奔跑，各坊青壮年可以拦路抢夺，得手后可玩可藏，主坊人员需分头寻找，抢回后继续比赛，俗称“乐翁爹”。一直从白天赛至下半夜，至参赛人员筋疲力尽后方休。

初二夜，原安排江西会馆“许真君”参赛，因每次都发生斗殴事件，引起公愤而被除名。此后，每年初二夜无赛会。

初三夜，由岐头坊“文昌帝君”首赛，一直延续到二十一日夜止，共二十个夜晚和四个白天。参加赛会的神灵计有：石矶灵侯、文昌帝君和祖公老佛等七位。次数最多的是“石矶灵侯”，占去九个晚上和三个白天。赛会最隆重而壮面的是“祖公老佛”，当夜出动的有龙灯五至七条，鱼灯二至三群，彩台（俗称铁矶，每台上两个小孩化装成古代人物，由四人抬着游街）二十多台，锣鼓几十帮，直接参赛者有数百人之多，各乡来观灯的可达数千人之众。至此，水吉正月迎神赛会（俗称观灯）才告结束。

据查，水吉迎神赛会始于明代中叶，因集镇十坊人基本上属于“十大姓”，而多数姓氏自明代中叶才从外省或本省外地迁入。七种神灵中，“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孥公元帅”是公神；“石矶灵侯”五兄弟世居当地，势力雄厚。其他均带宗派和地方派色彩。如“祖公老佛”是周氏开基始祖带进的，入水吉前的家庙在梨坪擎天岩，由江西入闽。“天上圣母”系“妈祖”的封号，俗称“妈祖婆婆”归福州籍（三山会馆）和汀州籍（汀州会馆）人所供奉，前者在正月十三日参赛，后者于十五日夜出巡。所以在迎神会上比高低，主要是比各自的地位、势力和财力，使各自的地位和势力范围不受动摇和侵犯。该习俗于1950年被废，大部分庙宇当作他用。

八月庙会——石矶祠庆活动

水吉“石矶祠”，始建于唐末，宋初改为“三侯庙”（俗称大庙），全庙占地近万平方米，内设三殿：正殿供蒋公（俗名蒋源，谓石矶爷，为抗击黄巢义军有功而受封）；右殿广惠侯（俗名林必兴，以舍生取义得赐）；左殿昭卫侯（俗名张暹，以正直无私，济民利物而封侯，俗称“阎王”）。相传八月十一日为封侯立庙日，是日方圆十一坊群众杀猪宰羊到庙祭祀，仪式隆重。一般年份，供桌都在数十桌之多，供品除全猪全羊外，还有三牲、福果、水果等摆在装饰好的长条供桌上，每张供桌由四人抬着进庙放在指定的地点。举行祭祀典礼后，以大锣、回避牌、西瓜锤、关刀、大斧等八对组成的仪仗队为先导，所有供桌随后，队伍长达一二百米，极为壮观，环游三街后回庙，整个祭祀活动才告结束。参加祭祀人们才分散到各设供户家中就餐。在庙会前夕还从外地请来剧团，从初十夜开台演戏至二十日。

解放后，利用“八月会”期，在八月十一至十三日举行物资交流会。

猜拳行令——民间饮酒文化

猜拳行令属当地民间酒文化之一。人们在逢年过节、或办喜事、亲朋好友聚集一堂时，常常以猜拳喝酒取乐。当酒喝到尽兴时，发拳声四起，有两人对猜，以“劈柴火”（拳拳消）一盘定输赢，或“抢三码”三局二胜定输赢；还有一人“打通关”，力战群雄，热闹非凡。喝起酒来人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谁也不肯甘拜下风，如此轮番挑战，结局常是“下桌必扶醉人归”。

猜拳是民间一种佐饮助兴的游戏，两人对猜，出掌伸指，猜对双方出指之和者胜，输家喝酒。发拳，不单是一、二、三、四、五地猜数字，还带有一套民间色彩的祝福、吉祥话语。猜拳前，双方拱手相敬，互请承让。为使双方能同时出拳叫响，一般先喊“串咕羞”（方言，近似音指全福寿之意）或来就来呀，好似百米赛跑中的“各就各位……”。发拳猜数开始，空拳（即双方均未出指）喊“对手”，意在棋逢对手，酒逢知己。还有喊“宝一对”、“对对宝”“宝对”等。有的约定成俗不用空拳，则以空拳起手，先喊“对一手呀”再开始发拳。

（一）喊“一定高升”或“一定发财”恭喜对方步步高升，财源茂盛；也有叫“一见喜”的，象征着见面欢喜，其乐融融。

（二）喊“两相好”、“哥俩好”、“两家喜”、“二同喜”等，寓意皆大欢喜。

（三）喊“三星高照”或“三星照你”等，所谓“三星”，即民间流传的福星、禄星、寿星。

（四）喊“四季发财”即一年四季，财源滚滚，还有喊“四世同堂”、“四季平安”、“四逢喜”、“四喜”等，所谓“四喜”即民间常说的福、禄、寿、喜。

（五）喊“五经魁首”简单叫法为“五经魁”、“五魁首”、“五魁”。魁首，犹言头等人物。明代科举以五经取士，第一名为五经之魁，与科举状元同义。还有一个流行叫法叫“五子登科”。

（六）喊“六连”、“六合手”，古人婚嫁、盖新房等都要选“良辰吉日”。“六连”指年、月、日干支个字都相连。所谓“六合”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戊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总称“六合”。猜拳中的“六合”，其意指事事如意，日日皆顺，故又有人叫“六六顺”或“六六大顺”。

（七）喊“乞巧”（谐音七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能在银河相会，旧俗这天夜晚妇女们陈酒脯瓜果于庭院前，用五色线对月穿七孔针，过者为巧。妇女希望乞求织女施巧于己，故称为“乞巧”。

（八）喊“八仙过海”，“八仙”指民间传播甚广的八位道教神仙，即：李铁拐、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民间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谚语。原指神通广大，事事能成。也有的喊“八匹马”，古代官位高者乘八匹马拉的马车，好不威风。“八匹马”其意在于对手有高官厚禄之福。

（九）喊“快来到”或“快快来”而不叫“九”，这是因为九添一方为十，中华民族有以十为美，以十方齐全的传统习俗。佛教中的“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极乐世界。相比之下，“九”则美中不足（尚缺一），故酒令中“快快来”意为快快补一凑十，成为十全十美。

猜拳中的“十”多叫“全来到”，又叫“满堂红”、“满堂福”、“全家福”等，其意十分清楚。好的酒令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置身其间，既看到一个鲜活活的生活画卷，又领略到民间传统酒文化的浓厚色彩。

彭墩高照——竖起塔灯盼吉祥

彭墩高照，是一种“高照”纸灯，堪称建阳花灯之王。此灯在间断失传了40多个年头之后，在1988年春节期间，有百余个单位参加的全县首届花灯一条街大展赛期间，以崭新的风姿，雄伟的气派展现在建阳人民面前，一时引起了轰动。

“高照”，取吉星高照之意，这种巨型纸灯，由12组灯箱和3组旋转顶灯相叠而成，形体似塔，高达四层楼房。据道光《建阳县志》记载，这种灯起源于明代，臻繁于清朝。乾隆年间人云：“纱灯惟苏州为最，纸灯甲于天下，则莫如建阳也。”这足见建阳花灯历史之悠久，工艺之精巧，气势之磅礴。由于这种灯制作工艺复杂，耗费大，据老人回忆，建阳仅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和庆土地改革时搞过“高照”。在大力提倡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建阳县童游乡彭墩村的民间老艺人吴桂堂、章希涛带领6位农友，在村干部和热心人的支持下，发动村民，自愿捐资3000多元，并四处奔走购买制作材料。他们凭记忆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赶制了这座高达13米，重200公斤，上挂36盏神态各异的花篮子灯装饰的大“高照”。游行表演时由24人同步操作，极为壮观。另外与之相互配合表演的还有16位少女手举32盏传统花钵灯载歌载舞，三支古老打击乐队和民乐队共80余人。

这支象征着吉祥、太平、富庶的“高照”灯队的表演把整个春节花灯赛和龙灯赛踩街活动推向了高潮，大饱了群众的眼福，使羊年春节和元宵群众文化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体现了民间艺术活动的魅力。

黄坑烛桥——板凳灯龙映彩虹

黄坑烛桥，也称作“烛桥龙灯”，它是用烛光灯火连接成的一座灯虹彩桥，长240米。黄坑烛桥起源于宋朝初年。它是嘉禾里（原黄坑地名）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早先，嘉禾里虽然有花灯、龙灯、马灯、船灯、狮子灯、花鼓灯等各种灯会庆祝春节和元宵，但烛桥灯则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灯，一年之成事，一载康泰，都寄托在烛桥盛会上。

烛桥灯会是全乡最大的民间艺术活动，每个灯会都有会员百余人。烛桥以“板”为单位，板长2米，板上各固定3盏烛灯，板底各有一根1.5米的立柱便于操作。每年烛桥盛会时，每个会员都制作一板风格、工艺、尺寸相近的花篮子灯，由4节12组120板组成烛桥，加上龙头龙尾灯，一共365盏烛桥，象征着365天都平安祥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灯内点点烛光，连接成一条长虹烛桥，恰似一条特长游龙。队伍行进时，有两面大钹锣开道，四门礼炮齐鸣，还有数十面彩旗迎风招展，数百上千个大寿桃沿途分发给观赏者及数百名烛桥操作表演者。倘若是在大操场上表演，数条长龙穿梭表演“万”“寿”等字样，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加之鼓乐喧天，礼炮轰呜，倍感气势宏伟壮观。

黄坑烛桥曾失传了数十年。为提倡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文化，黄坑群众又恢复了这一盛会。1990年元宵节期间，县文化部门和黄坑乡政府调动10多部大卡车，把烛桥搬到城里一展风采，引起轰动。福建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元宵节晚间新闻播放了这一盛况。

臭豆腐乳的美丽传说

臭豆腐乳，也称建阳臭味香。宋代以来，它就成为建阳的八大土特产之一。几百年间，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只为正宗的建阳人所拥有。关于臭豆腐乳有一段传说：从前，有一位卖豆腐的老伯。有一天，老伯的豆腐卖了一天之后，还剩下一小部分没有卖掉，老伯随手把豆腐放到钵头中用稻草虚掩着，丢在一边。

第二天、第三天……老伯都忘了钵头中有豆腐。过了些日子，他闻到一股特殊的臭味，原来是钵头中卖剩的豆腐发出的，他舍不得把臭豆腐丢掉，并把这些臭豆腐进行一番加工。他先试着尝，结果自己越吃越有味，分给乡亲们吃更是赞不绝口。他想，这臭豆腐闻去极臭，但味道极香，就叫它“臭豆腐乳”吧！

此后，这“臭豆腐乳”的美名也就叫开了，人们也特别喜欢吃它。其实臭豆腐乳的制法要求很严格。要先将水豆腐切成拇指般大小后，放到开水中捞过，水滴干再装到钵头中，上面用稻草盖严，要保持一定温度。过10天左右，待一块块豆腐由白变灰，身上长满茸茸的毛后，再拿到太阳下晒，直到豆腐身上的毛脱落了，颜色有点淡红了，才能放到事先配制好的装有盐、家酿红酒、大蒜芯等十几种佐料的瓮中浸。

一个月以后，就可取出来吃了。臭豆腐乳味道香，开胃消食，营养价值很高，在众多的农家自制的食品中，臭豆腐乳是人们普遍欢迎的食品之一。一般家庭，每年都会做几小缸以备冬天或蔬菜淡季时食用。几百年来这臭豆腐乳，出自于民间，享自于民间，深受建阳人民的喜爱。

民俗礼仪

喜庆礼仪

一、寿庆

水吉地区的寿庆均以“十”为大庆，始自“五十岁”为“上寿”，方始庆贺，最为隆重的是六十大庆，谓之“花甲”。少数姓氏对“古稀”（七十大寿）倍加重视，有公产的宗祠，如遇本族老人年届“七十岁”生日时，要从族产中拨出若干担稻谷作为该人的生日费用，以表公贺。

寿庆，在贫富之间区别较大，普通人家办一两桌酒席已算不错；穷人则只杀头把鸡鸭一家相聚。而富绅、官僚家庭还借此机会大发横财，家设寿堂，张灯结彩，接受祝拜，设宴数十桌之多。民国时期，水吉某县长做寿，乡镇保长联合铸了一尊金佛相送。少数富豪做寿亦有沽名钓誉者，在祠堂内设宴，不论贫贱一概宴请，对少年拜寿者还发给赏钱。并派专人站在祠堂门口，拦请过往行人，即使乞讨者亦不例外，赠食面酒。

二、分娩

新婚添丁为家中大喜，当天或第二天就要向外婆家“报喜”。如为男婴，则用锡茶壶内装糯米、龙眼（桂圆）、榛子、花生、瓜子等“五子果”；若是女婴，则用酒坛装酒抬到外婆家，谓之“报酒”，故沿途或邻居见之即知所生男女之别。

（一）三朝：添丁的第三天，谓之“三朝”，因籍贯不同庆祝有别，有的仅用炒黄豆与酒敬客；有的则用太平面敬点心。

（二）满月：名为满月，实则仅十来天就办酒席敬客。亲朋好友多馈送公鸡一只、蛋、面若干。而外婆家送小外孙（女）穿的衣物，摇篮与为数不少的线面、鸡和蛋，谓之“送瓶”。女婿对岳家来的客人，要给每人煮一碗鸡腿面当点心，尔后才就午宴。

（三）周岁：一般人家较简，设宴一两桌以招待外婆家与至亲好友。富豪与文人墨客则繁，除大办酒席外，还需用米筛或捧盘，摆上书籍、文房四宝、算盘、帐簿、金银首饰等物品，让周岁婴儿选玩以测其成年后的志向。

三、建房

（一）择基：一般人家多自选宅基地，确定和办好契约后，选好“黄道吉日”即可动工兴建。富家则要请地理先生选“宝地”，定朝向。一切准备就绪后再选“黄道吉日”开工。

（二）开工：按选好的“黄道吉日”开工时，东家要置“开工酒”，先供当坊“土地”，再宴工匠师傅与帮工亲友。

（三）上梁：乃建屋中的一项重要事件，东家都极为重视。首先是正梁要在上梁的前一天从山上择好砍回，专人管护，不得让女人跨过与无关人员动摸。其次是必须在选好的吉辰（多半选在“卯初”时刻）进行；第三是装饰，正梁中央贴上绘制有“八桂”图形的红纸；正柱横枋上贴有“吉星高照”横批；中柱贴“立柱喜逢黄道日，上梁巧遇紫微星”对联。正梁上送时要燃放鞭炮，正位后，木匠师傅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糍团或包子往下丢，让人哄抢，以示彩发，晚上设上梁酒待客，以表谢意。

（四）乔迁：新屋落成，选好“黄道吉日”后才迁入新居，一般都选在吉日早晨“卯时”。全家大小同时离开旧居，离开时要点香燃烛放鞭炮以“谢居”，前往新居时，小孩要每人提一把燃着的火把，两人抬着用箩筐装着的“饭甑”与一床糕，并提灯笼或“马灯”，进入新居后，一把火把放入灶堂，并为灶神燃烛点香焚纸放鞭炮，以示接火种与安神。其余火把放置大门口，灯笼挂在大门正中，如用马灯者，则放置案桌上。家主即在厅堂案桌上点燃大红烛，点上大红香，然后焚纸鸣炮。至此乔迁仪式全部结束。接着准备午宴款请宾客，有的先迁入数天再宴请宾客。

婚嫁礼仪

旧社会，婚嫁礼俗繁琐，青年男女婚姻须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多以“门当户对”为先决条件。一般先由男家委托媒人向女方提婚。经女方查明男方家庭情况，认为条件适合后，再将女儿生辰，所谓年、月、日、时“八字”（又称“年庚”）送至男方。男方再将双方“生庚”请算命先生进行推算，如算出“八字冲克”，男方即将“庚贴”退还女方，表示休止议婚；如无相克冲犯，男方即向女方议婚下聘。

一、订婚：

即插记。经选择吉日，男女双方家长各办酒席宴请亲友，以示子女婚姻已定。女方为午宴，未婚婿为主宾，余为女方的亲友陪席。未婚新郎到各桌向客人敬酒时，被敬者要有红包作为见面礼（数额不一）。男方为晚宴，未婚媳妇为主宾，礼节与女家同。

二、婚“礼”：

多选择民间历书中所定的“黄道吉日”举行婚礼。婚礼前一天为“定亲”日，男方需安排若干人（一般八至十人）同媒人一起，将活鸡、活鹅等酒席物品、红酒一坛（坛口用书有“双喜”字样的红纸扎口）、新娘饼、衣料、果品扛（长方形立柜式，有二至三层活动柜屉）：内装五子果(因时令而定品种)、红蛋、部分猪蹄和干菜，上层尚需纸花盖果，放上写有“山盟”（内装茶叶少许）、“海誓”（内装食盐少许）两个长约二十公分，宽十公分的红纸包，寄寓爱情专一与白头偕老之意，送往女家。同时送去“小礼”若干（名曰：柯敬、百子、千孙、正典、副典、宣书、试桩、煮汤、扫地、兜鞋、座位、拦门等十几个小红包，约一、二百元）和“请舅帖”（四幅折叠长方形状，竖写，正面书：“新舅正席”，二面书：“谨择某年某月某日午刻敬治杯酌，奉攀”，三面书：“台驾光临，谈笑兼伸，姻谊伏冀”，底面书：“届期早临，蓬荜生辉”，“右启上”，“大英才尊姻舅某先生”，姻愚弟某某某鞠躬“。

三、迎娶：

男家备彩轿，吹鼓手与媒人前往女家迎接新娘。女家要煮太平面请迎亲者吃点心。新娘换洗梳妆后蒙上红巾，由舅父或长兄抱上轿，意防新娘脚粘走娘家土而把好运带走。同时，安排若干人（因妆奁多寡定人数多少）抬嫁妆送亲。吉时到，即在祖先牌前燃烛点香，鸣炮送亲。此外，女家亦要“小礼”回送男家。“小礼”中与男方相同外，另加试桶、美容、月老、冰人、添丁等五个小包。送亲杠上还附吉书有“玉洁”、“冰清”（内装冰糖少许），“山根”（蕨粉）、“麻林”（芝麻），“豆园”（黄豆）等五个红纸包（形状与男方同），意为品德贤淑，男家娶后即可发家添丁子孙满堂。同时附去“请郎贴”，内容除改动个别字外，与请舅贴基本相同。富户有以婢女、田地房产契约、金银首饰陪嫁；中等人家则只陪送少量首饰及被帐衣物箱柜等；贫穷人家仅陪盆桶、衣箱、镜台及少量衣物。官僚富绅之家送亲队伍有双人扛灯笼，双人吹长号为前导，笙箫鼓乐列队伴行。

彩轿到达男家，大放喜炮相迎。新娘下轿时，经宣礼官唱念吉祥语后，由伴娘搀扶新娘至厅堂与新郎在堂中双双跪拜天地，祖先和祖父母、父母，谓之“拜堂”。尔后新人入新房，新郎新娘饮“交杯酒”。新房中，在新床各处放些糖果花生等，大开房门让孩童入房哄抢，增添热闹气氛。此时，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入新房看新娘，逗新娘，称“闹新房”。同时，择一聪明男童往新马桶中撒尿（试桶），寓新娘早生贵子之意，被选的男童可从新马桶中取得一份礼金。新房中点燃的喜烛，照亮通宵，谓之“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次日，为新妇“庙见日”，晋拜公婆、亲属长辈。受拜者要给“见面礼”。然后，新妇进厨房参拜灶神，谓之“下厨”。婚后三日，新妇偕新婿备礼品返回娘家，参拜岳父母及诸亲属，俗称“三朝回门”。但于傍晚必须回归夫家，以示“月不空房”。至此，旧式嫁娶礼仪方告结束。

“五四”运动后，提倡文明结婚，男女举行结婚仪式时，新娘新郎胸戴红花，敦请当地名流人士为证婚人，双方父母为主婚人，说媒者为介绍人，结婚仪式简单而隆重。不过当时只在一部分知识界与公务人员中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男女婚姻受到法律保护。父母不得包办或干涉子女的婚姻，更不能买卖婚姻。男女经过自由恋爱，达到法定婚龄，可到政府领取结婚证。有的参加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有的出外旅行结婚；有的婚事新办，不办酒，仅举行茶点、发喜糖。在农村尚有少数人在嫁女时索取高额聘礼搞买卖婚姻；有的在操办婚事讲排场存在铺张浪费现象。

此外，还有一种婚姻是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庭成员。谓之“入赘”即“招驸马”。女方为独生女，要招男的入门赡养女方父母，这就是“入赘”。女的夫亡子幼，生活无着须招进男的藉以养活全家，这俗称“上门”。旧社会，对男到女家就婚，认为很不光彩而被人鄙视。解放后，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与计划生育的实行，此类思想已得到初步的扭转。

丧葬礼仪

一、丧仪

无论男女病逝，先停尸中堂一侧，后在中堂正中合棺。凡家有丧事外出者，遇有人问起，答曰：家某“过身”或“过后”或“睡觉了”或“老去了”等称谓。

（一）停尸：正常情况换完冥衣后只停尸一两昼夜即合棺，如因远方子女未赶回或“后头”未到，只能寄棺（棺盖不钉死），以便让子女或“后头”赶到时见一面后再合棺。

（二）择穴：（选墓葬地）多由地理先生，有的地方阴阳先生兼之。富豪之家多半生前均已找到“风水”好的地穴，个别的已修好待用。一般人家多在死后请先生算一家人的生庚和死者死时的时辰，确定埋葬的朝向山地，继而到确定方向的山地寻找适合的地穴。选定后用罗盘定中轴线并插上竹竿标记，待到确定出殡的前一天，由土公和帮工若干人前往开穴，同时准备好封穴用的砖石等物。

（三）超度：（道场，俗称做功德）设孝堂、挂挽联、视经济条件，可繁可简，延道念经拜仟做法事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最穷的也要做一夜，多的三五夜不等，时间越长花样越多。最后，还要转棺串丧，烧纸船等。吊丧期间，有女儿的尚需设祭坛。小辈在早、中、晚、深夜四次哭丧，请死者用饭和安寝。

二、葬仪

（一）出殡：时间多选卯时（早上六至七时），起棺前，先由孝男孝女祭奠（拜棺）后跪伏在棺廓两旁，以示陪奠。然后，亲友祭奠，全部结束后起棺。一般人家多为八人抬棺（俗称“八仙”），葬地较远（五华里以上）者则要另加四人以备途中轮换（因起棺后不得在途中停歇），富家有十六人至三十二人抬者。一般鸣锣开道，唢呐前导（集镇现今则有洋鼓或哀乐前导），再是挽联（现代加花圈），接着是棺廓，孝子赤脚草鞋，披麻带孝，腰系草绳，一手执丧棒，一手扶棺。沿途如遇分岔路，孝子则需赶前至岔路跪伏，谓之不让走错路。棺后为女亲哭送，再是一般男亲友队列，均头戴白帽，腰扎白带。沿途凡遇分岔路需燃放鞭炮，谓之“拦路”，与孝子跪伏同义。送葬队列，除孝子送至墓地外，其余只至村口即告结束，并按原路线返回吃丧餐，一般均较丰盛，酒过数巡后，丧家的媳妇要到亲属长辈桌跪拜敬酒，到一般亲友桌敬酒，以表示感谢。

（二）入土：按选好的时辰入土、封穴、上碑、筑供台，再点烛上香焚纸鸣炮，至此安葬完毕。孝子要向在场者赏发“福地”吉利钱，俗称“满山红”。

（三）接风水：发完“满山红”后，孝子换上干净衣鞋，点燃火把，提上“银袋”（红布缝成四角翘檐小袋，内装米蛋）和酒瓶（内装清水）及风灯等，由唢呐伴奏返回，沿途边走边洒滴酒瓶中水直至到家，鸣炮，放置供桌为止，谓之接引德福返家，俗称“接风水”。

游春戏

流传于建瓯、建阳、松溪、政和一带的民间小戏。这种戏于每年春节期间演出，因而得名。

游春戏的演员很少，一般二三人就可演出，最多也只需六七人。演出地点大多在农家的小厅堂里，每家演一两出小戏，短的每出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长得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由于过去人口少，村庄小，从晚上到天亮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演过，演完不收戏钱，只要东家馈赠年糕、红桔、爆米花等节日食物，如果是大村子，每家每户夜间演完后，还要在白天演一出大本的台戏。

游春戏的剧目不多，反映的内容都比较接近农村的现实生活。如有的描写妻子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要戒赌禁嫖，刻苦攻读和辛勤种田的《十劝夫》；有的反映姐妹们元宵结伴看花灯的《闹花灯》；有的描写一对恋人依依难舍的《十送歌》等。内容通俗易懂，浅显流畅，民歌风味很浓。因此，游春戏可以说是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农民戏。

鸟步舞

建阳市崇雒镇一种民间舞蹈。所谓鸟步舞就是舞者双脚要模仿鸟类跳跃动作，当地人称为“雀跳”。根据不同的跳法又可分为“高雀跳步”与“矮雀跳步”，分别模仿不同的鸟类。“高雀跳步”每队四人，上身赤膊，下身短裤，赤足，头部束一红布条，双手持一红木棒，舞蹈时，四人先站成四角，然后随锣鼓点，双脚前后交叉同时腾跳前进，按太极曲线变换位置，转回原处为一遍。“矮雀跳步”也是四人一队，装束如“高雀跳步”，但两手分别持“龙角”与“师铃”，舞蹈时，蹲如戏曲“矮子步”，但是前进时，也要前后脚交替同时起跳。变化位置如“高雀跳步”。这种舞步的名称是固有的，乡民们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年代已说不清楚。舞队一般由十二人组成（另有四人作为引导、清理跳舞场地）称为“十二营军”。鸟步舞多用于祭神求雨时所跳，故又称为“鸟步求雨舞”。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