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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旅游景点一览：

荆州古城

汉末三国时期，魏、蜀、吴从他们自己立国图强、建立霸业的政治目的出发，都想得到荆州这块重要的战略之地。曹操经多年征战基本统一北方之后，即挥师南下取荆州;处于荆州下游的东吴孙氏政权，把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早就两眼紧盯着荆州;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更是将荆州看作0子，把它作为建立未来政权最理想的基地。于是三方围绕荆州展开了激烈的争战，时而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时而又偃旗息鼓，暗中争斗。

魏、蜀、吴荆州之争，构成了三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终三国之世，无论是三国鼎足局面的形成，还是魏、蜀、吴霸业的兴衰，无不跟荆州的得失相关;而其中兴衰成败的历程，也无不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荆州城，位于荆州市城区西部，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组成部分之一。其城名因地处荆山之南而得。荆州为天下九州之一。西汉时，改九州为十三刺史部(州)，荆州居其中。魏晋以降，荆州均为州、府之名。其治所多不固定，直到明初，荆州才作为城名固定下来。

荆州城又称江陵城，是因此地在秦破郢后置江陵县，作为县城而得名。其后两千多年里，江陵作为地名，历代沿用，故有一城二名。荆州城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郢(今荆州城北5公里的纪南城)后，这里就是楚国的官船码头。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年在位)还在此修筑了别宫，取名渚宫。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这里成为江陵县的治所。西汉初年，封临江王于此地。其后有东晋安帝、南齐和帝、梁元帝、后梁、隋末梁王、唐代南都、荆南国等在此建都。楚、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宋、明等朝，封王侯于此地。荆州城的城郭，在战国末年形成。汉代已有城墙。蜀将关羽、吴太守朱然，东晋桓温、梁元帝、南平王高季兴等，都对荆州进行修葺，北宋末年，城毁。南宋淳熙年间，重修城墙，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挖城壕。元初，忽必烈下令拆除荆州城。元末，朱元璋称吴王时，派员依旧基重建荆州城。明末，张南忠率义军攻占荆州城，将城墙拆毁多半。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又依明代城基重新修筑荆州城，并重新命名城门：东门曰寅宾门，东南门(小东门)曰公安门，西门曰安澜门，南门曰南纪门，大北门曰拱极门，小北门曰远安门。荆州城现存砖城为明末清初建筑。整座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3.75公里，南北宽1.2公里，城垣周长10.5公里，城内面积4.5平方公里，1970年后，随着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城垣上新开3座三孔城门，原有的6座城门，共有9座城门。砖城内有土筑城墙，与砖城相依，城上可通行。砖城外有外环道与水城环绕。水城俗称护城河。荆州城墙高9米左右，城墙厚10米左右，城墙上有3座藏兵洞，24座炮台。原有城楼6栋，其中5栋毁于战乱，仅存拱极门(大北门)城楼朝宗楼。八十年代，政府拨款重建寅宾门城楼，沿用旧名，曰宾阳楼。荆州城自明末清初最后一次修复以来，已有350年历史，至今保存完好，是我国现存为数很少的古代城垣中较完好的一座，是长江中游地区唯一一座完好的古城垣，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尤其是《三国演义》故事的广泛流传，使得荆州名扬四海。现在，荆州城已成为我国三国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旅游区，有30多处三国遗踪和文化景点供游客探寻。

荆州城,又名江陵城,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6年荆州古城墙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干原腹地,是产生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辉映并重,可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的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城北五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长达411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

荆州又是三国文化诞生和繁衍的历史胜地。魏、蜀、吴三国时代,这里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就有七十二回的内容涉及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荆州的古老底蕴,更可上溯到绵延久远的史前时期。距今5、6万年前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就在古城东北4公里处;古城附近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0余处。无可置疑的史迹辩地告诉人们,荆州这块古老的热土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荆州古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封王置府的重镇。秦时,这里置南郡设江陵县。汉时,沿习秦制,汉武帝划全国为十三州,荆州是其一。其时,荆州城已是当时全国的十大商业都会之一。三国时,这里是争霸的要津。此后,东晋末年的安帝,南朝时的齐和帝、梁元帝、后梁宣帝,隋时的后梁王以及唐末五代十国时的南平国王等,先后有11个纷争王侯在此称帝(王)建都,长达100余年。唐代的荆州是陪都,称“南郡”,与长安城南北呼应。元代时,这里曾是荆湖行省省会。明代洪武年间,这里是湖广分省的省会。明以后,这里一直是州(府、署)、县的治所。荆州在中国漫长历史的演进中,所处的这种重中之重的地位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荆州古城的发展与进步。

荆州古城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荆州城内及其城周附近,有着众多的古迹名胜。大禹治水的息壤,雄楚立国的故都,三国纷争的遗迹,历代名人的胜踪……似繁星点点,数不胜数。荆州古城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最有分量的古迹之一。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荆州古城墙的修造史,可以追溯到2800多年前的周厉王时期。经最新古城垣考古发掘实物科学验证：荆州古城墙是我国延续时代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而来的唯一古城垣。1998年3月,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出了宋朝和五代时期的砖城;两晋、三国时期的土城。叠压在现城墙10米以下的五代砖城的发现、使荆州城砖城的修造历史从始于明代的普遍认同,又上溯了400多年。这次考古发掘还证实：从三国时代起,荆州古城墙没有发生过大的变迁,移位距离仅在50米左右范围内;土城墙远远早于砖城墙。2000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城小北门西侧,发现了一段长近20米的明代成化年间夯筑的石灰糯米浆城墙。此段城墙虽经500多年,至今仍坚如磐石,世所罕见。

现耸立在人们眼前的雄伟砖城,为明清两代所修造。砖城逶迤挺拔、完整而又坚固,是我国府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垣。砖城厚约1米,墙内垣用土夯筑,下部宽约9米。墙体外用条石和城砖砌筑。砖城通高9米,周长11281米。砖城墙体用特制青砖加石灰糯米浆砌筑。特制大青砖每块重约4公斤,有的烧制有文字。游客在攀登东门城楼的马道上即可见到部分已采取保护措施的文字砖。文字砖记载了操办城砖的官府、-和时间。从文字砖记载的产地得知,城砖非只出自原荆州地域,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均州、湘桂黔三省交界的靖州、江西省的茶陵以及湖南全省均有文字砖砌在荆州城垣上。而荆州城墙上发现最早的、有年号的文字砖是明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此砖比在万里长城上发现的万历年间的文字砖要早207年。文字砖是荆州古城墙修建史不可多得的档案实证。同时也是人们游览古城赏析研究的又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荆州古城墙四周,原有城门6座,即东门、小东门(亦称公安门)、北门、小北门、西门、南门。除小东门之外，其他五座城门均有闾门，为二重门，二门之间有瓮城，二重门各设一个木质对开门，木门内还有一道10厘米厚的闸板，以防水患。每座城门均设“双保险”,前后两道门,二门之间建有瓮城,以便“瓮中捉鳖”,致攻城之敌于死地。为缓解城内交通,建国以后,新开城门3座,即新东门、新南门、新北门。新开的城门均无瓮城。6座古城门上原都建有城楼,现只有东门和大北门两处有城楼。因此,游览领略古城墙风采,最好的去处就是东门和大北门。东门又称“寅宾门”。城楼为“宾阳楼”,始建于明代,现城楼为1988年重建。东门是迎接来使和宾客的城门。因此,门楼壮观,瓮城也最大。大北门又称拱极门,是通向中原和京城的古驿道出口,人们在这里送亲友远行,习惯折柳相赠,祝福平安,故大北门又称柳门。大北门城楼名“朝宗楼”,城楼脊枋下方书有重建此楼的时间：大清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九月壬戌初十戊申吉时丁巳时重建。大北门城楼是古城墙上唯一尚存的城楼古建筑。此楼古朴壮观,电影《小花》、《路漫漫》、《战国钟声》等均在此拍摄过外景。宾阳楼和朝宗楼内均设有楼梯,游客可登临其上居高临下,饱览古城的万千神韵。

荆州古城墙作为古时的一项大型军事防御工事,除高大坚固的墙体和瓮城等建筑外,城墙之上还有众多配套的军事设施:城墙上建有城垛4567个，炮台26个以及藏兵洞4个,而如今最具作战防御功能、最有特色的要数暗设的藏兵洞,东西南北各一座,每座长10.5米,宽6.3米,深6米,分上下两层,可容100多人。每层又有小藏兵洞,每个小洞可容2人,洞中均有射孔。藏兵洞所在的墙体向外呈长方形突出,对攻城之敌,可从三面射孔暗箭齐发,使其猝不及防。藏兵洞构建精巧、别致,游客到公安门景点南侧百余米处即可观赏领略到荆州古城墙上的这一特有军事设施的风采。荆州城古老且历经沧桑,如今古城得到了人民的厚爱。特大型环城公园的兴建,使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平添了一道内涵丰富的新景观：城墙上行人,内环道上驱车,外环道跑马,护城河上荡舟。古老的荆州城正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更加迷人的异彩。

荆州古城为AAAA级景点

荆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是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占地4.8万平方米。以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馆藏文物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物珍品陈列，以及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享誉海内外。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评选，该馆荣获中国地市级“十佳博物馆之首”的美誉。荆州博物馆配合各项工程建设，发掘出土珍贵文物12万余件。其中，有战国丝绸;四代越王剑、吴王夫差矛;有战国秦汉漆器;有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专着《算数书》和萧和“二年造律”的《二年律令》等汉初简牍;有迄今为止保存年代最久远、最为完好的西汉男尸。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城西门内侧，是一座融陈列展览、群工

接待、文物保护、田野考古、文物收藏、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一九五八年，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荆州博物馆在地方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累计投资近亿元，目前，馆舍占地面积4.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77万平方米。荆州博物馆配合各种基本建设，累计发掘了七千余座古墓葬和五十余处古遗址，其中江陵马山战国丝绸、江陵张家山汉简及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均为当年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是全国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馆藏文物13多万件。其中楚国和秦汉时期的漆器逾万件，是全国收藏古代漆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楚和秦汉简牍数量在全国居第一，战国丝织品更以其时代早、品种多、保存完好而闻名中外，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丝绸宝库”。此外，还有保存完好的珍贵的西汉古尸。

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荆州博物馆先后推出了《江汉平原原始文化展》、《江汉平原楚汉文化展》、《传世文物展》、《荆州出土简牍文字展》、《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展》、《古代漆器精品展》、《楚汉织绣品展》七个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专题文物陈列展览。

荆州博物馆现有工作人员一百多人，其中高级职称19人、中级职称45人，初步形成了一支门类齐全、学术水平较高的文博专业队伍，并出版了一大批在省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先后出版了《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楚漆器研究》、《楚国丝织品研究》、《楚系简帛文字编》、《肖家屋脊》、《荆州高台秦汉墓》、《枣林岗与堆金台》等专着及三百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等专着还分别获得全国夏鼐考古学术研究成果二等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一九九三年，荆州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地县级十佳优秀博物馆之首，一九九五年被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一九九九年《江汉平原楚汉文化展》获得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二○○○年，荆州博物馆荣获国家旅游局4A级旅游单位称号。二○○三年，我馆“马山一号墓战国楚墓丝织物的保护研究”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荆州博物馆为AAAA级景点

洪湖蓝田生态旅游风景区

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位于湖北荆州洪湖瞿家湾镇。风景区陆路四通八达，距宜黄高速公路58公里，东接武汉，距武汉市170公里，西挽荆州。洪湖蓝田旅游风景区是以洪湖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为依托的风景区，具有古(明清文化)、老(革命老区)、水(水乡特色)、新(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区)等特点。属湖泊型自然风景区。

洪湖是世界上迄今少有的未被污染的淡水湖泊，有着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态美。20世纪90年代，洪湖蓝田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依托洪湖丰富的水生资源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大力兴办生态农业旅游，在洪湖的西北角建造了一个占1.2万多亩的生态园。于1998年开园。生态园区碧水似镜，鹤鸥翔集，游鱼腾浪;莲湖红荷灼灼、白荷皎皎、粉荷盈盈;莲花源似海市蜃楼。

在洪湖蓝田生态旅游风景区中，有湘鄂西革命旧址群、观荷桥、莲花源、观音莲台、荷花仙子、百米等数十处景点。

民俗街：有500多年历史，集古建筑和革命旧址于一体，是国内少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徽派的飞檐翘角、雕栏画栋;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湘鄂西革0据地首府，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生态园：门口巨大的仿古建筑牌坊，古色古香。生态园以垂钓、赏荷采莲、划船捕鱼、渔家乐等水上特色的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为主打旅游产品。

莲花源：原为百里洪湖上的一个自然小岛，每年夏季，这里的荷花最先开放，格外清香。周边有朝圣门、重约22.5吨的铜铸观音像等景点。岛上可眺望湖区的自然美景。

洪湖蓝田生态旅游风景区为AAAA级景点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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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